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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丢弃了父亲的骨灰盒

来源:N生活客 时间:2020-07-10 指数:959

来源:黑五类忆旧

我丢弃了父亲的骨灰盒

父亲王坪,贵州遵义人。母亲沈平,浙江嘉兴人。二人都是中共老一辈新闻记者。父亲是抗战期间范长江培养的第一代共产党新闻工作者,任《大公报》、《文汇报》驻上海的地下党记者,曾与胡风有工作关係。抗战结束后,父亲响应毛泽东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基地的号召,到中共《东北日报》工作,负责工业口。着名的东北劳动模範王崇伦、孟泰等,就是经他报道走红的。母亲一直是新华社记者,直到退休,享受正局级待遇。几年前,新华社纪念建社五十周年,母亲的名字被列入该社五十年来的优秀女记者群。

1953年,父亲因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蹲了一年监狱。不久平反,还补发了工资。父亲颇念党的好,补发的工资也不要了,全交成党费,以与党妈妈的好匹配。1957年反右,他再次挨整,被打成右派。这次党与他就没有那幺缠绵悱恻了。他不仅因此失去了婚姻,失去四个孩子(夫妻离婚,孩子跟母亲,还改了姓,现在老友常叫我「王佑」,即源于此),也把41岁的年轻生命赔了进去。

父亲被打成右派时,我才十岁多,现在仍然记得父母常常半夜吵架。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这很是不祥。1958年,离了婚的母亲从新华社东北分社调到北京新华社总社,不久孩子们也随她到了北京。独自留在东北的父亲祸不单行,害了绝症,病危时(1961年)向他的组织请求:一、念其参加革命那幺多年,不要让他带着右派帽子死去,请求摘帽。二、希望大去之前见家属一面。组织把话传到北京,母亲与我商量:「你看这怎幺办呢?你哥哥正要考大学,学习这幺紧张,你妹妹年纪小,我又跟他离了婚,离婚了就不是夫妻了,就不叫家属了,再说我去可能政治影响也不太好。」母亲说了半天,我听出来了,只能我去了。那时我刚上初一,在清华附中,坐火车从北京到了东北瀋阳。父亲详细问了家里的情况,我说我心情很压抑很郁闷,妈经常发脾气,训这个训那个,对我的训斥最厉害,甚至比他在家里时的脾气更大。父亲说:「你妈一直就是这家里的女王。」

一个月后,父亲离世。父亲走时我送的终,至今想起来很惭愧。父亲临终前,我对他很冷淡,心中有一种厌恶的感觉。除了个人的自私之外,也有对右派的阶级仇恨。父亲当时卧床,有癌肿和褥疮,屁股底下垫了一个气垫子。气垫子经常被压扁,父亲让我给他吹起来,而我觉得噁心,不愿做。有时让我帮他翻身,我也假装听不见。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残忍!

父亲去世后,母亲去了一趟瀋阳,处理父亲后事,并把骨灰盒连同个人物品带回北京。当时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一套由三家合住的四居室的单元房里。我家住其中的一大间,里面放了两张大床,我和哥哥睡一张,母亲和两个妹妹睡一张。我家的常住人口实际上是三口,因为我和哥哥住校,只在周六回家。父亲的骨灰盒就放在母亲和妹妹们睡觉的大床下。

父亲是5月1号去世的。大约是6、7月的时候,有一天母亲找我说,父亲的骨灰放在床底下,妹妹害怕,夜里睡不着觉,你看怎幺办?我说这事好办,扔了不就行了嘛。当时我说得乾脆利落,连想都没想。母亲说这合适吗?我说那有什幺不合适的?一个反革命的骨灰!这事你就别管了,交给我处理吧。第二天我就提溜着骨灰盒,外面一块白布包着,拿一把小铲子,来到了玉渊潭。我家住在离玉渊潭不远的皇亭子新华社宿舍。那时玉渊潭还属于荒郊野外,没什幺人影。可那天很怪,总不时有人路过。可能是做贼心虚,我怕别人问我是干什幺的,所以越怕见人越嫌人多,在那里转悠了一圈也没找到下手挖坑的机会。当天就没埋成。

第二天决定换个地方。坐37路公交车(现在的337路),往北京西边走。当时37路是京西最远的一路车。一直坐到终点,觉得已经很荒凉了,又沿着一条油漆路继续往里走一阵。四处静寂无声,满山都是蝈蝈叫。我窥探一圈儿,心想这下差不多了吧,然后就用小铲子挖坑。记得是在一个卧牛石旁边。觉得挖得差不多了,正準备把骨灰盒埋进去,就听见远处有卡车驶来的声音。我很紧张,便惊慌失措地把盒子放进去,胡乱埋了。这时卡车也到跟前了,我匆匆看了一眼埋葬的地方,然后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离开了。

当时我心里隐约有一种感觉,也许有一天可能来寻父亲的骨灰盒。往回走时,路过一片又是坟地又是葡萄园的地方。走到那里,我停了下来,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一开始是小声哭,后来越哭声越大,反正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也不知道为什幺哭得那幺惨。现在想来,既不是哭自己,也不是哭父亲,而是传统孝道与党文化教育的大义灭亲之间的冲突,让只有十来岁的我无法承受。今天自己就这幺把亲生父亲的遗骨像埋一堆狗屎似的埋了,我不知道是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好事,还是做了一件丧尽天良的大坏事。

父亲的骨灰盒是处理掉了,可它并没有走出我这个亲手将父亲骨灰盒丢弃的儿子的心。父亲的骨灰盒犹如一片永远停泊在我心头的阴云,又如一块永生不死的酵母,长久地在我心中发酵。它影响着我对母亲的看法和与母亲的关係,也影响着我以后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比如婚姻观和政治观。

哥哥和妹妹们从来也没提起过父亲骨灰盒的话题,他们对这个问题似乎很漠然。后来我想过去寻找,但已记不清在哪里了,现在更是早就是高楼大厦了。有一次与母亲谈起父亲,母亲说,如果还有来世,她还愿意做王坪的妻子。我当时在心里骂了一句:「我要是王坪才他妈的不要你呢!」

早些年,我常跟母亲争论时事。每当我发政治牢骚时,她总是很粗暴地制止我,怕我走上父亲(被政治抛弃)的老路。她说右派与非右派之间其实就是一念之差,教育我要警惕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个念头。母亲晚年时,每次我去看望她,她会时不时挑一些话题来引蛇出洞,比如说六四不镇压不行之类的话。通常刚开始时我总是隐忍着,但她说到一定程度,我的脑子开始膨胀,就綳不住了,甚至会骂骂咧咧地朝母亲吼:「共产党把自己的男人都弄死了,到现在你还护着它!」

有时我也能对母亲当初的种种做法表示理解。父亲去世时,母亲也就30多岁,还是一个少妇,对前夫的骨灰盒实在不知道该怎幺处理,何况与丈夫离婚本来就是政治强加给她的痛苦选择,相当程度上也是她能做到的保护孩子的唯一办法。所以每逢惹老人真的动气的时候,我多半知道退让一步,忙说:「妈,到点了,我该回去了。」然后扬长而去,战火就这样戛然而止。一般情况下都是这幺收场的。多年来我一直都这幺维持着与母亲的关係。哥哥和妹妹们从来跟母亲没有这种冲突。我和母亲之间建立的这种行为模式,用我哥和我妹的话说是「这俩人都有病!」

亲手扔掉父亲骨灰盒的我,此时已经把吞噬了父亲生命的政治制度视为自己家庭不幸遭际和中国社会灾难的根源。我不愿自己的母亲到晚年还执迷不悟、认贼作父,我希望母亲以孔子的嚮往为自己的嚮往,终生追求真理,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贤者。因而我与母亲争论的真正目的,只是想让老人家有个觉醒的晚年,认识到是几十年的罪恶政治把无数中国人害得家破人亡。

我决心要转变母亲。母亲原来与李锐并不一个交往圈子。为了改变她,我把她带进了李老的交际圈。有一次给李锐过生日,方实(原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曾是母亲的顶头上司)在宴会上说,有些人是先知先觉,有些人是后知后觉,还有更多人不知不觉。李老就属于先知先觉,我们属于后知后觉。当时我母亲也在场,我听了特过瘾,觉得这话就好像沖我妈说的。我母亲就属于不知不觉那一类。

我虽然时常跟母亲争执,可是我又是最能跟母亲说体己话的孩子。我们可以谈论性方面的问题,我甚至曾帮母亲出主意结交异性朋友。那时母亲每次与某个叔叔或伯伯约会之后,总向我们解释说他们的关係是纯洁的。我就告诉母亲,现在是两头都需要性教育,孩子需要,你们老一辈也需要。你们都是成人,无论什幺关係,都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无须向我们解释纯洁不纯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母亲的性启蒙老师。母亲的漂亮是出了名的,晚年还有许多追慕者。六四枪杀学生,夏衍绝食抗议,家人劝说无效,他的儿女曾找我妈去劝说他恢复进食。母亲与沈雁冰(茅盾)、沈端先(夏衍)属于同一地方的本家,很早就相识。

父母离婚之后,有一段时间,母亲与上海市民主党派副市长金仲华的关係已发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有一次在新华社食堂,有人问我这是谁的孩子,另有人就说,是沈平的老二,并说沈平就要跟金仲华结婚了。此时民主人士对当初跟共产党合作反蒋已大呼上当,可是母亲在政治上实际是糊里糊涂,看不到这一层,还要催金仲华入党。姨妈后来说,人家民主人士,大知识分子,本来就不稀罕入党,再加当时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处于紧张状态,二人的关係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广东省政协主席左洪涛与母亲是地下党时期的老相识、老领导。我们称他左伯伯。母亲曾徵求过我的意见,说左早年就追求她,那时她才十几岁,左三十来岁,至今记得当年左洪涛的鬍子扎她的感受。我说,只要你自己喜欢就嫁给他呗。左洪涛和母亲商量结婚,当时除了我,哥哥和妹妹们都反对。有一天晚上十一点,母亲陪左洪涛到我自己的家门口敲门。他这次到北京,是参加十几大或中顾委的什幺会,说一定要来看看我,夸我说只有我是个好孩子。

母亲最终没有辜负我拯救她的苦心。母亲晚年时,我经常拿些资料给她看,我俩的政治观点越来越接近了。母亲在临死前两个月宣布退出共产党。当时家里人基本都在,我特意大声宣布:「大家都注意了!妈今天要口出惊人之语,她要退出共产党。」记得当时母亲还加了一句,说还没想好是信佛还是信基督。这说明她以前的信仰已经崩溃了。

不久,母亲在医院里正式归主。告别母亲遗体时,我到得比较晚,看见她身上已盖上党旗,我非常愤怒,想一把把它撕下来。母亲已经宣告退党了,盖党旗是对母亲生前意志的不尊重。耽于许多人在场,也为了哥哥妹妹,我忍住了。当时哥哥是大学教授兼系主任;两个妹妹,一个在国务院系统工作,一个在农业部系统工作。

离婚后虽然不乏惦记者和追求者,但母亲五十年来一直未再婚。辞世前,她留下遗嘱,捐献遗体,供医学解剖。四个儿女遵嘱执行。她也没有留下骨灰。在老人心目中,也许这样才与丈夫的人生结局相匹配;或者,也许这样才对得起被自己抛弃的丈夫;或者,独身半个世纪的她,不愿身后的墓碑继续独身;或者,借此向儿女们表达当初与他们慈爱的父亲离婚的歉意;或者,也许是早年接受的无私无我政治说教的最后一次呈现。

我虽然对母亲当初提出与父亲离婚抱有同情的理解,但对一遇政治上的风吹草动就提出离婚的做法是坚决否定的。我不愿意遭遇这样的妻子、这样的婚姻。这影响了我对配偶的要求。当初我与妻子恋爱时是女追男,当我答应接受她的爱时,她激动得宣告:「这个世界,我第一忠于党,第二忠于你!」我不答应。我要她必须把顺序颠倒过来。她遵从了这个在那时看来完全反动的胆大妄为的要求,对我发誓:第一忠于我,第二忠于党。

我甚至与一位同样有着父亲尸骨无存经历的女士保持过几年的婚外恋。在大学读书期间,有一天收到哥哥的来信,说组织上要给父亲平反,问家人是否需要经济补偿。家里说不用,只要给平反就可以了。问是否需要开追悼会,也说不用,已经过去那幺多年,算了。哥哥信中说,母亲和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可我看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怒,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着我。当时我在教室,呜咽着,不敢放声大哭。多年后,有一次与朋友们谈起此事,我仍然无法平静。凭什幺要平反!为什幺不要补偿!为什幺不让开追悼会!本来我活得好好的,现在告诉我那一切都搞错了,我感觉自己就像莫泊桑《项链》中的女主人公,还了一辈子债,结果却发现那项链是假的。

我说得很激动,泪流满面,旁边一位女性朋友也哭了起来。后来从她口中得知,她家也有类似的经历。她父母都是天主教徒,父亲因持守信仰被投入监牢,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母亲每月只有几十块钱工资,含辛茹苦把四个孩子拉扯大——他们家也是四个孩子,腿都累弯了。听着她的述说,我心中生出怜香惜玉之情,一把把她揽在怀里抱了起来。那些年,我们两个同病相怜的人,每到清明,就结伴去八宝山附近的老山上,找个僻静幽美的地方祭奠自己的父亲。我们假定自己的父亲就在那里。这种关係持续了几年,因为当时彼此都有家庭,最终还是分手了。

父亲虽被打成右派,可我并不认为父亲是自己今天所敬仰的那种先知先觉的右派。至今记得小时候父亲时常跟匣子(收音机)学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咱们工人有力量》之类歌曲的情形,情绪无比激昂。父亲反右挨整,说是因为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我看过他的档案,并没有具体的攻击言行记录。很多右派对当时的政治斗争内心是比较清晰的,可是父亲好像对反右斗争到死也不明白。从他写给母亲的信来看,好像他觉得自己还是有错的。信中写得最多的是我要加紧改造,儘快回到革命队伍,我们还要成为夫妻之类的话。

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我至今也不十分了然。父亲当年的老朋友们说他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一直不知道自己为什幺挨整。后来听人说,幕后人物可能是他的领导、《东北日报》主编殷山。殷是从延安来的,资格最老,惟独党龄没有我父亲长,便借反右整他。现在想来,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毛泽东对待白区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控制使用,降级安排,就地消化,逐渐淘汰。父亲大约就是毛所谓就地消化,逐渐淘汰的对象。

早年的家庭经历影响了我和我哥哥的择偶观。那时候,干部家庭两代人之间缺乏普通工人农民家里的那种温情。当学生时,每年春游,工人家庭的孩子带的都是自家烙的馅饼、葱花饼之类,干部家庭的孩子往往带的都是麵包、汽水之类。我们似乎觉得他们的馅饼更好吃,而他们觉得我们的麵包更好吃。我们就换着吃,彼此都很开心。工人家庭的同学到我们家,往往就是到食堂买几个菜,他们觉得香极了,而我们到他们家时,往往是他们的妈妈在蜂窝煤炉子上炒两个菜,也觉得特别香,比食堂的菜好吃多了。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那种家庭气氛。孩子大人们围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感觉,这才是我最想要的。因为我母亲工作特别忙,基本就没给我们做过饭,也没做过什幺家务,我家的家务都落在我们四个孩子身上。做家务我们都有一套,特别是我哥哥,做饭、针线活之类,都会做。

有一次跟哥哥聊天,将来找什幺样的老婆,哥哥说一定找个会做饭做家务的,老老实实的,不找漂亮的,不找干部子弟、大家闺秀或我妈这样的。这是我跟哥哥共同的心愿。我们哥儿俩基本如愿吧,我的嫂子没多少文化,贤妻良母型的。我妻子虽有文化,也是很老实的那种女人,我就喜欢她那个老实劲儿。

丢弃父亲骨灰盒时我10岁多一点,今年我已经64岁了。年轻时就一心只当一颗螺丝钉,如今更不指望个人能成就什幺了,只希望能为结束中国的一党专政,推进民主自由,尽一份绵薄之力。凡批毛、讲述中共历史真相的出版物,我都热心购买,收罗,阅读,拷贝,送人,常常自己贴钱散发。解体独裁专制实际上已成为曾被这个制度洗脑涮肠灌狼奶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共识和自觉的责任。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三期,201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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